□周學澤
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，具有突出的連續性。
“沒有中斷”“突出的連續性”，齊魯大地有很多生動鮮活的例證。
走進山東大學濟南中心校區，“學無止境，氣有浩然”的紅字校訓刻在石頭上，格外醒目。“學無止境，氣有浩然”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的荀子和孟子。“學無止境”，最早見于荀子名篇《勸學》，是文中“學不可以已”的化用；“氣有浩然”，則出自孟子名篇《公孫丑上》：“我善養吾浩然之氣”。
黃海之濱的青島大學校訓是“明德，博學，守正，出奇”，其中的“明德，博學”，出自《禮記》，“守正，出奇”最早出自2500年前孫子所寫的《孫子兵法·勢》：“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”。
山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，齊魯文化在這里交織，春秋時期的魯國曲阜是孔子故里，鄒國有亞圣孟子，形成著名的鄒魯之鄉；齊國臨淄是齊文化薈萃之地，齊文化思想代表人物姜尚、孫武、管子、晏子等在這里生活，而且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也先后來到齊國，齊文化和魯文化在這里碰撞交流發展；此外，魯國也是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故里，墨家的兼愛和非攻體現了中國文化超越血緣和愛好和平的境界，其尚同思想也與大同觀念有關。
齊魯優秀傳統文化在燦爛輝煌的中華傳統文化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“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、建設文化強國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，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。”山東可發揮“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”的比較優勢，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山東力量。
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，齊魯文化資源豐厚優勢可發揮更大作用。齊魯文化傳統道德觀是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之一。核心價值觀中的“誠信”可溯源至《管子·樞言》中有“誠信者，天下之結也”，孔子“民無信不立”等，意味著“誠信”；“友善”可溯源至孔子“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”，孟子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等，意味著“友善”；“富強”可溯源至孔子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”等，意味著“富強”；“和諧”可溯源至孔子的“和為貴”“天人合一”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。
“以人為本”的表述可追溯到齊文化，《管子》：“以人為本。本理則國固，本亂則國危。” 春秋末期的晏嬰進一步提出了“以民為本”思想，《晏子春秋》載，叔向問晏子曰：“意孰為高？行孰為厚？”晏子對曰：“嬰聞之，卑而不失尊，曲而不失正者，以民為本也。茍持民矣，安有遺道！茍遺民矣，安有正行焉！”而且晏嬰多次強調“以民為本”“先民而后身”。
“廉政”是現代社會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個詞。“廉政”文化最早出現在兩千多年前的《晏子春秋》：齊景公問晏子：“廉政而長久，其行何也？”晏子對曰：“其行水也。”意思是廉政應該像水一樣清白，他說：“廉者，政之本也。”
當前，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，關系黨執政興國，關系人民幸福安康，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。《管子》最早提出了“以法治國”主張，曰：威不兩錯，政不二門，以法治國，則舉措而已。強調法治對于社會秩序的維護作用，《管子·形勢解》：“法者，將用民力者也”“法者，將用民能者也”“法者，將用民之死命者也”。
墨子的“奢靡之始，危亡之漸”“節葬”等節儉思想，如今在山東移風易俗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。2022年3月，省委宣傳部、省委組織部等11部門聯合印發《關于在鄉村倡導開展“反對浪費、文明辦事”移風易俗行動的實施方案》，提出，從2022年開始，利用3年時間，在全省鄉村倡導開展“反對浪費、文明辦事”移風易俗行動。內容包括：明確反對高價彩禮、高額隨禮、鋪張浪費、大操大辦、婚鬧惡俗，倡導各地因地制宜確定婚宴標準，控制婚車數量，推廣光盤行動。弘揚傳統美德，倡導生前盡孝，喪事提倡節儉綠色，文明禮葬。通知下發后，廣受人民群眾歡迎。2022年9月，菏澤市單縣為20對“零彩禮、低彩禮”新人舉辦中式傳統集體婚禮，縣委書記做證婚人，宣讀證婚詞；今年5月，淄博市沂源縣為7對新人舉辦集體婚禮，婚禮貫穿“簡約不失喜慶，新風演繹時尚，細節彰顯個性”的原則。
放眼未來，發揮齊魯文化資源豐厚優勢，可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更多力量。
齊魯文化具有突出的創新性。儒家思想具有開放創新特質，“溫故而知新”是學習方法，也是干事的方法論。孔子終其一生學思并上下探索著歷史運動發展方向，并以此規定個人的努力奮斗方向。子曰：殷因于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他詳考了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歷史，發現這樣一個事實，即殷禮是以夏禮為基礎，而又進行了損益，周禮是以殷禮為基礎，而又加以損益的。過去、現在和將來之間，后一代總要對前一代的文化遺產加以吸收、改造，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，這是孔子開放的歷史發展觀。
儒家有不斷創新超越的精神。荀子說：“學不可以已，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，冰水為之而寒于水。”學習中有創造，學習中有超越，在文明互鑒中“比翼齊飛”。齊文化富含創新基因。山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逄振鎬，曾長期研究齊魯文化，他認為齊國之所以能夠長時間保持富強，可以歸結為三個時期的制度創新。西周時期，姜太公開創了“尊賢尚功”的用人傳統，打破血源為紐帶、以等級為特點的宗法制度這一制度。春秋時期，齊國善用管仲進行改革，他“相地而衰征，則民不移”，“四民分居定業”，“連五家之兵，設輕重魚鹽之利，以贍貧窮，祿賢能”“使關稅幾而不征”，為來齊之“商賈立客舍”，“以區區之齊在海濱，通貨積財，富國強兵”等等，極大地促進了齊國經濟社會的發展。戰國田齊時期繼續創新。戰國時候發生了田齊代姜，田齊順應社會發展，改革創新。在著名的《鄒忌諷齊王納諫》文章中，齊威王起用鄒忌進行改革，致使“燕、趙、韓、魏聞之，皆朝于齊。”不斷因時因地創新，對現代文明建設有啟發。
齊魯文化具有突出的和平性，即“和”的精神。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，傳統文化中“和”的思想，是人類社會和諧相處的寶貴資源。齊魯傳統文化中，“和”的思想有三個層次。第一個層次，“和”用來處理人際關系。《論語》子路篇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到君子，他所說的君子是指有學問有修養、品德高尚的人，也是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的典范。第二個層次，“和”用于治國。眾人周知的“和為貴”，出于《論語·學而第一》，有子曰：“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第三個層次，“和”用于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。中國傳統“和”的思想，傾注著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等重大問題的關切，飽含著對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憧憬，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意義重大。
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，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。發揮齊魯文化資源豐厚優勢，堅持守正創新，推進“兩個結合”，推出更多“兩創”標志性成果，山東可以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更大貢獻。
